恒大流动性危机成为压垮国内土地市场的最后一根稻草，为中国狂飙猛进的土拍市场摁下了休止符。10月，北京今年第二轮集中供地堪称历史未有之大变局，43宗地26宗延期；同期，上海也有10宗地未能如期出让；而此前三年屡创地王的杭州宣布二轮土拍推出的31幅地块，17宗地块终止出让。一线和准一线城市尚且如此，其他二三四线城市的土地市场可谓哀鸿遍野。如果说过去几年因为政策调控和房产市场变化，也曾经出现过土地市场波动的话，今年三季度这种全国整体塌陷式的市场低迷却属历史首次。作为土地买家的开发商都在断臂求生，心有余而力不足。同时，随着市场的恐慌传递到二级开发市场，C端房地产投资浪潮的消退已是大势所趋。不难预料，明年土拍市场持续低迷几乎已是板上钉钉，土地财政将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中国城市大拆大建的支撑力量已经消解，大规模的造城运动可以休矣。

对于土地出让收入已经占到地方本级财政收入84%的地方政府来说，如果2020年的8.4万亿土地出让金大幅下滑，资产负债表将急剧恶化，面对异常艰难的财政困局，何以解忧？

土地出让金本质上是当期一次性收取了未来若干年（例如住宅用地是70年）的土地使用费。如今，土地财政不可维系意味着：未来，地方政府需要经营可持续的现金流（请允许我用企业财务报表中的经营性现金流来形容），把细水长流而非一次性巨额趸交的税收（学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做大做稳。当潮水褪去以后，只有产业充满活力税源充盈稳定的城市不在裸泳。

对于习惯了大笔进钱大手花钱的地方政府来说，首先需要调整心态，改变过往的城市经济发展模式，尤其是在政府重大项目的投融资上，精打细算，那种好大喜功只有面子没有里子（收不回投资）的政绩工程只能一刀砍掉。同时，必要的产业基础设施，为吸引人才而必需的城市基础设施仍然需要继续投资，对此，政府需要通过发债来解决资金来源，在面对告别“土地信仰”的金融机构时，真正夯实这些基础设施未来的收入来源成为必然，这对于政府的“投融建管营退”能力提出了全新挑战，我们看到在这方面，东部一些发达城市已经在能力建设上走在了前面。

其次，要实现“建设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过去大规模建设只能带来一次性脉冲式的税收收入，而未来稳定的税收依靠区域产业的发展。要外引内育发展产业，需要为企业以及企业骨干人才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和生活环境。未来产业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城市综合服务能力的竞争，谁能做好店小二，服务好产业、企业和人才，谁才能做大税源，并将更多资金投入到服务升级中，形成城市发展的良性循环。

最后，地方政府要把做强做大本地国企，提升盈利能力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来。地方政府预算收入包括四大类：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其中社会保险基金是民生保障的钱，政府不能随便花。政府性基金的大头是土地出让金，后土地财政时代，政府性基金的重要性大幅下降，除了一般公共预算，政府必须在国有资本经营上挖潜力。在经历了朱镕基时代“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之后，区县甚至很多市级政府手头的国企基本是这些年作为“二财政”、“钱袋子”搞起来的政府平台公司，这些公司普遍存在业务繁杂，非市场化业务占比高，债务沉重，缺乏市场化竞争力等问题。在土地财政时代，这些企业效益不佳但只要能完成政府的投融资任务，政府都可以包养得起，而今天，爸爸家的余粮也不多了。因此，解决地方国企的盈利能力问题，首要目的是通过其盈利来反哺财政，如果能够借助地方国企在发展本地主导产业上有所作为则可谓一石两鸟了。可以断言，未来地方国企的竞争将成为城市竞争的第二战场，最终将是机制体制、企业人才、产融格局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