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国家政策对低空经济的持续加码，贵州这座“山地公园省”正以独特的姿态跃入这片蓝海。当东部平原地区凭借地理优势率先布局时，贵州却将“地无三尺平”的劣势转化为发展势能，通过构建地面基础服务设施，在云端架起一座由数据、政策与飞行器编织的桥梁。这场弯道超车的战役，核心在于如何让低空飞行既飞得起来，又管得住——而地面服务设施，正是这场变革的“塔台”与“跑道”。
在传统认知中，低空经济等同于“造飞机”或“放无人机”，但贵州的实践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逻辑：没有地面的“智慧大脑”，空中的飞行器就像失去导航的候鸟。以贵阳低空飞行服务基地为例，这里不仅承载着飞行体验、物流配送等多元场景，更通过集成空域管理、飞行审批、应急响应等功能，成为全省低空活动的“交通指挥中心”。
数据显示，该基地启用仅五个月便接待超千名体验者，其主导的“低空+物流”首飞测试，直接将运输效率提升50%以上。这种成绩背后，是贵州对地面服务设施“筑基”作用的清醒认知——正如银鹰航空负责人所言：“山地地形让公路物流成本高企，但低空经济的突破口恰恰在于先修好‘云端的路’。”
政策层面，贵州的布局更具前瞻性。2025年8月印发的《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明确提出“管得住才能放得开”，将安全监管与服务保障能力建设列为优先级。这与湖北“全省一张网”的省级协同模式异曲同工，但贵州的创新在于：将大数据基因植入低空管理。例如，中科三千米的水库管理平台，原本用于山地灾害监测，现被整合进低空监管系统，通过AI算法预判飞行风险区域——这种“地面传感器+云端计算”的融合，正是贵州将大数据试验区优势转化为低空治理能力的缩影。
低空经济的安全运行，离不开三类地面基础设施的协同作战。贵州的探索，为山地省份提供了可复用的方法论。
参考民航局提出的三级保障体系，贵州正加速建设覆盖全省的飞行服务站网络。这类站点如同低空版的“机场塔台”，但功能更智能：通过统一受理飞行计划、动态分配空域资源，实现“一窗通办”。深圳的A类飞行服务站已证明其价值——美团、顺丰的无人机配送得以规模化，核心在于服务站将审批时间从小时级压缩至分钟级。
贵州的挑战在于，山地复杂气象条件要求服务站具备更强的数据处理能力。目前，贵阳基地已试点融合气象卫星与地面雷达数据，为无人机提供实时避障指引，这种“天地一体”的解决方案，或将成为山地服务的标准配置。
湖北的经验表明，省级统筹能有效破解“各自为政”的碎片化管理。贵州虽未公开省级中心建设细节，但从其政策表述可见端倪：要求建立“协调机制”，这与湖北“多轨运作”的架构高度契合。值得注意的是，贵州可能采取“轻资产”路径——利用现有的大数据平台搭建虚拟管理中心，通过数据共享而非硬件堆叠实现效能提升。这种模式对资金有限的西部省份极具参考价值。
山地飞行的最大风险在于突发天气与信号盲区。贵州的方案是构建多层级应急响应体系：在六盘水等地质灾害高发区，部署具备无人机起降功能的应急基站；在偏远村寨，培训“低空安全员”担任地面观察员。这种“科技+人力”的双重保险，与《行动方案》中“能监管、能应急”的要求形成闭环。某参与建设的国企负责人透露：“我们甚至测试了无人机自带降落伞的迫降系统——在山地环境下，每一克冗余重量都可能决定成败。”
对于贵州的国企管理者而言，低空地面设施建设既是政治任务，更是转型契机。从全国案例看，参与主体已呈现多元化特征：湖北由机场集团牵头成立专业公司，深圳则由机场企业衍生出服务运营商。贵州国企可从中汲取三大策略：
传统基建思维是“给钱干活”，但低空经济要求国企具备集成创新能力。建议借鉴贵阳基地与银鹰航空的合作模式：国企提供土地与政策支持，企业负责技术落地，双方共同孵化应用场景（如低空物流航线）。这种“国企搭台、民企唱戏”的方式，既能降低试错成本，又能快速积累本土化经验。
贵州国企掌握的交通、气象、地理信息数据，是低空管理的“金矿”。可通过数据脱敏后有偿开放，吸引企业开发航路规划算法。例如，水库管理平台的数据若接入飞行服务系统，可为无人机提供精准的避障地图——这种数据变现路径，比单纯申请财政补贴更具可持续性。
湖北低空经济联盟的启示在于，单一企业难以覆盖产业链所有环节。贵州国企可联合电力、通信、物流等领域企业，成立跨行业联盟，共同制定山地低空标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与法学界的合作不可或缺——植德律所的“三维服务模式”（政策解读-合规嵌入-商业适配）证明，法律风险前置管理能大幅降低运营成本。
山地省份的“云端长征”
当沿海地区在低空经济赛道竞速时，贵州选择了一条更艰辛却更具想象力的路径：用地面服务的“确定性”对冲高空飞行的“不确定性”。这场变革的本质，不是简单的设施建设，而是对传统治理能力的升级重构。对于国企管理者而言，此刻的投入或许像在悬崖边修路，但当第一架物流无人机穿越苗岭雾霭准时送达疫苗时，人们终将明白——贵州在云端铺就的，是一条通向新质生产力的天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