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指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一战略目标和“二十字”要求将是未来一个时期中国三农工作的纲要。由此，我们有必要对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落地进行分析与分享。

一、中国乡村发展战略的演变

我国的乡村发展战略整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阶段一：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前。这段时间中国推行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建国初期面对一穷二白的家底、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全面封锁、苏联援助的中断和中苏关系交恶，中国要实现工业化所需的资本原始积累，唯一渠道是从农业中尽可能获取剩余，并通过工农业剪刀差（工业品价格高于其价值、农产品加工低于其价值）、人民公社、城乡二元结构等一系列制度安排来保障对农业剩余的提取。其后的几十年时间农村、农民为之做出了极大的牺牲和贡献。

阶段二：改革开放至新千年。经过20多年的过量提取农业资源和农产品剩余导致“三农”衰败，国家从几乎已经没有剩余的三农领域退出，改革开放开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经济上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政治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确立了党和政府处理与农民关系的准则，全面推行以包产到户为核心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改革，并允许农民雇工或自雇，农村资源资本化，实现了八十年代的乡镇企业大发展。与此同时，国家减少对农村地区的教育、医疗、文化、地方行政组织等公共品的投入，农村社会失序、文化失调。

阶段三：新千年至今。党中央在2003年提出“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城乡统筹发展战略”，2004年提出“两个阶段和两个反哺”，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机制奠定基调，2008年提出“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2012年提出“四化同步发展战略”，2017年提出“乡村振兴发展战略”，国家对三农的重视程度和投入力度越来越大。

二、乡村振兴的日韩经验

从世界范围看，在现代化过程中，乡村往往要经历一场痛苦的蜕变和重生。面对工业化进程中伴生的乡村衰落，与我国农业资源、历史、乡村特征相似的东亚地区，都实施了名称不同但内容近似的乡村振兴战略，如韩国的新村运动、日本的新农村建设、我国台湾地区的社区营造等。
                                                   
                                              日本新农村建设与产业融合发展

三、“20字”总要求简要解读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点。习近平同志指出，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第一产业仅占GDP的7%、中国依然有数亿农民，这两个数据就可以直观地告诉我们：我们要发展的产业一定是融合的产业，而不是狭隘的农业，我们要发展的产业必须要和分散的小农经营现实结合，而不是要土地不要农民的产业。

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主要目的。打好脱贫攻坚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优先任务，2020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目前绝大多数贫困人口已经脱贫，现在到了攻城拔寨、全面收官的阶段。需要注意的是，农业生产只能为留守的农民提供基本保障而难以让农民实现致富的目标，致富的主战场在城市、在非农生产。

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战略和生态文明战略的结合，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让生态美起来、环境靓起来，再现山清水秀、天蓝地绿、村美人和的美丽画卷，让良好生态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撑点。按照温铁军的说法，使过去没有被定价或被第一产业定价的乡村的空气、水、山上的林木等生态资源价值化和重新定价，把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紧迫任务。对当前的乡村至少是大部分乡村而言，主要问题不是生产问题和收入问题，而是“消费不合理、闲暇无意义，是社会关系的失衡，是基本价值的失准，是文化的失调”（贺雪峰）。要加强乡村文化建设，开展移风易俗，改善农民精神风貌，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习近平同志指出，乡村振兴离不开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随着乡村振兴的推进，国家向农村输入的资源越来越多，这个过程中面临着两个问题需要重视：一是越来越多的农民借助国家项目在村庄落地中当“钉子户”索取利益，村庄中缺少约束“刁民”的力量甚至“刁民”成为村庄中的正面力量；二是国家为了保证投入的资源的合理使用而制定了越来越具体的规范要求，这些要求防治基层的权力滥用的同时，也限制了基层组织的主动性和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