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三项制度改革，指的是我国国有企业人事、劳动和分配制度改革，不涉及人事部2003年提出的“公务员制度、事业单位人事制度、工资福利制度“三项制度改革。
三项制度改革并不是新鲜事，实际上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就一直在探索实践，并取得了一些成效。本轮深化国企改革围绕着“1+N”的政策体系展开，作为”1”的顶层设计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发【2015】22号）》（简称《指导意见》）提出，要使国有企业”内部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的市场化机制更加完善“。应该说，这句话成为了新一轮国企改革中“三项制度改革”的最主要依据和重要目标，各级国资委和国有企业也是遵循这一基本依据，发布了很多文件来分解细化和贯彻落实。
当初这一要求是作为深化国企改革“主要目标”的第一条中的主要内容提出的，并明确指出要在2020年实现。5年时间转瞬即逝，2020年已经来到，而我们所见到的各级省、市一级国有企业中很大一批还远远没有实现这一目标，即便是中央企业，也没有完全实现既定目标，这不能不使我们有些忧虑，并深入思考造成这一局面的深层次原因。
要想找出原因，我们先要看清楚三项制度改革的本质。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描述的是改革目标，而这三个目标都需要靠“市场机制”来实现，这在《指导意见》中已经明确指出，所以说三项制度改革的本质是市场机制的建立。
首先，所谓管理人员能上能下，说的是国企职位变动的市场化，当然这个市场化一方面是内部市场化，另一方面是外部市场化，也就是要求国有企业建立职业经理人的市场化选聘机制和动态考核机制，真正实现能者上、庸者下。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员工层级的传统观念没有打破，原有国企经常人为地把管理人员和普通员工划分开来，这不符合人才市场化的实际要求。我们之前曾撰文分析过国企员工身份的问题，其成因非常复杂，解决起来困难很多，实际上虽然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改革开放，仍有很多国企根本没有打破干部身份的终身制，在干部和员工之间筑起了厚厚的壁垒，隔断了基层人才的发展通道，严重阻碍了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
其次，所谓员工能进能出，就是国有企业员工劳动契约的市场化。这里所说的员工实际上也应该是企业所有员工，而不应该只是没有管理职位的普通员工。如果只有普通员工的劳动契约是市场化的，而企业管理人员端的是铁饭碗，国有企业的活力源泉必然受到很大限制。所以说，我们大家都普遍使用，文件、媒体上经常提及的人事、劳动、分配三项制度，这个概念本身就存在重大的问题，人事与劳动之间的区别应尽快消除。如果全体员工都能做到能进能出了，其实能上能下也就水到渠成了。
第三，所谓收入能增能减，就是国企员工薪酬的市场化。这方面，从人力资源理论来说，主要是员工绩效管理，也就是根据企业和员工的绩效表现来综合动态调整浮动薪酬，打破原有的固定薪酬制和大锅饭。根据我们的观察，除了央企和少数上市国企的工资水平较高之外，大量的省级国企和市级国企的薪资水平并不高，遑论县区一级国企。很多人愿意进国企，特别是北方地区，主要原因是因为薪酬虽少但很稳定，而且工作要求不高、工作强度不大，说白了可以混日子。而这又与铁交椅与铁饭碗纠缠到一起，互相影响互相强化，终成积弊，积重难返。
所以说，三项制度改革分别对应着职位变动的市场化、劳动契约的市场化和薪酬待遇的市场化，简单地说就是人才的市场化，而改革的目标就在于要建立一套真正使市场在人才分配上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机制。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国企高管的市场化和公司治理的规范化。具体来讲，国企高管的市场化，就是企业的除董事长/党委书记、监事会主席/纪委书记、财务总监/总会计师等负责监管和党务工作的个别高管外，都应该尽可能甚至全部市场化，而不要上级政府或国资委委派，即使有体制内的公务员或事业单位人员转入企业，也要强制“放弃身份”，不能成为“红顶商人”，否则所谓的人才市场化就是一句空谈。我们观察到的省市县各级的情况是，大部分国企高管都是组织任命并由组织管理，国资委甚至都没有足够的权限，个别职位拿出来市场化招聘，只是做做样子，不起根本作用。企业管理氛围依然官僚化、机关化，个别企业对内仍保留处长、科长等老旧称谓，如此改革，三项制度如何才能起到真正效果。
解决三项制度改革，实现人才市场化的另外一个关键是公司治理的规范化，要建立董事会并使其充分发挥公司治理的核心作用。由于高管基本由上级任命，而其中一部分成为董事会成员，再加上有些企业任意扩大党委会和班子会职权，造成了国企的董事会形同虚设，上级的行政意图可以通过高管在企业畅通无阻，而市场化转型的正当需求却举步维艰，董事会的正当权益难以保障。笔者在实践中还发现，有些地市一级国企的董事会时至今日尚未建立或没有正常运转。这样的情况下，人才的市场化从何谈起，三项制度如何能成功？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三项制度改革的核心是人才的市场化，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国企高管的市场化和公司治理的规范化，这两个关键问题不解决，三项制度改革难以取得应有的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