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央企业深化产融结合战略的重要载体，“十四五”以来，大部分央企产融平台价值创造能力均不同程度下降，作为金融业务对集团的产业周期对冲作用正在进一步缩小，总结其发展现状，可以总结以下五点主要问题：
产融结合的本质是通过金融工具的资源配置功能，反哺实体产业的结构优化与价值提升。但部分央企在实践过程中陷入“重金融轻产业”的认知误区，将金融平台异化为集团利润多元化工具，没有锚定产融结合的理性发展路线，忽略产融结合中产业与金融“融合”的要务，偏离了设立金融平台的初始目的。
央企内部，产业实体与金融平台常因分属不同法人主体、考核体系差异及利益诉求的相对独立性，在协同过程中面临普遍性阻力。现有协同多停留在项目层面的临时性对接或基础金融服务提供上，缺乏顶层设计的、常态化的战略协同、信息共享、资源整合与风险共担机制，导致大量潜在的产业金融增值空间和跨平台创效机会无法被有效识别、挖掘和利用，严重制约产融结合的实际效能提升。
实体产业与金融行业在经营规律、风险特性、监管要求及发展周期上存在本质差异，部分央企未能充分尊重金融业务的专业性，简单套用管理实体产业的思维模式与考核标准来要求金融平台，进而导致金融平台为满足考核而盲目追求资产规模扩张，甚至忽视风险合规底线“铤而走险”，从而积累大量隐性风险，滋生金融资产泡沫，最终侵蚀集团整体价值。
金融行业高度市场化、专业化，人才竞争激烈且流动性高，相比之下，央企普遍具有团队稳定性高、员工归属感强的特点，其薪酬体系、职级晋升、考核激励等人才管理机制与高度市场化的金融行业存在显著差距。此外，其在工资总额管控、薪酬结构灵活性、中长期激励工具运用等方面受到较多限制，难以对标市场水平提供具有竞争力的薪酬包和职业发展预期，这导致其在吸引和留住具备前沿金融知识、专业技能与市场敏锐度的核心人才方面面临严峻挑战，从而制约金融平台的创新活力与专业能力建设。
央企集团通常对整体风险的容忍度极低，并建立严格的投资后评价与追责机制。然而，这种高度审慎的风险文化与金融业务“风险与收益并存”的本质特性存在深刻矛盾。在“风险零容忍”和严格追责的压力下，金融平台往往倾向于采取过度保守的经营策略，回避必要的、基于专业判断的风险承担。一方面抑制了金融业务的合理创新与市场竞争力，使其难以抓住战略性机遇；另一方面也导致风险管控本身可能流于形式，难以实现风险与收益的科学平衡，最终结果是金融业务风格保守，业绩表现平庸，难以成为集团真正的价值增长极或有效的风险对冲工具。
正视问题是破局的关键起点。央企产融平台当前面临的挑战，实质上是如何在坚守服务实体经济初心的前提下，有效融合产业基因与金融特性的深层命题。唯有回归“以融促产、以产助融”的战略本源，构建真正锚定战略、激励相容、风险共担的协同生态，才能打破桎梏，释放产融互动的澎湃动能，让产融结合真正成为驱动央企高质量发展、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强劲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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