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为一个领土面积小、资源贫瘠的国家，能成为经济发达，常年占据全球GDP榜单前列的发达国家，主要原因在于其全球化的发展。日本的全球化历史进程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贸易立国”战略下实行的出口导向型策略（二战后至70年代）；第二部分，“对外投资立国”战略（80年代至今）。其中，又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战后至60年代）：战后初期日本基于自身国情，确立“贸易立国”战略，实行出口导向型的发展策略。
二战结束后，日本基于自身资源少、人口多，国内市场有限，地理位置也不优越的国情，逐渐确立了“贸易立国”战略，将日本的生存与发展放到世界范围来解决，通过大力发展工业、扩大出口，以换取粮食等资源。
度过战后恢复期的60年代，在日本政府的积极扶持和保护下，日本出口产业迅猛发展，机械、化学、电子、造船、钢铁等行业的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大大增强，并以这些行业作为龙头，带动了日本整个出口贸易的增长。1950年日本企业产品的出口总额仅为8.2亿美元，至1967年已突破100亿美元大关，1969年又达到160亿美元,占当年世界出口总额的6.3%。从1965年开始，日本的国际贸易开始出现黑字（即贸易顺差），至1969年贸易黑字已达9.66亿美元。
第二阶段（70年代）：与美欧等发达国家的产生贸易摩擦，日本企业逐步转向海外投资，对外投资迅速增长。
进入70年代后，由于与美欧等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愈演愈烈，当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开始设定各类贸易限制，迫使大批日本企业向海外转移。另一方面，伴随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日元也开始转向浮动汇率制，而日本战后经济的快速发展及自70年代初逐步积累的贸易顺差，360日元兑1美元的固定汇率显然被低估了，日元如期大幅升值，威胁日本外向型经济。因此日本的对外投资迅速增长。
从海外新设立公司数来看，据统计，70年代日本企业在世界各地共创立1293家国外子公司；从投资额来看，1971年日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仅为8.6亿美元，至1980年增长至46.9亿美元，复合增长率超过20%。
第三阶段（80年代）：日本国内与国际环境发生改变，开始由“贸易立国”向“对外投资立国”转变。
进入80年代后，日本的国内、国际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国内方面，国内储蓄率居高不下，过剩资本日益庞大，同时“广场协议”后日元急剧升值，导致资本过剩进一步膨胀；国际方面，经过1979-1981年经济危机后，世界经济开启复苏，日本与其它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间争夺工业品国际市场的斗争不断激化，为此美国采取一系列措施：“摩根报告”、“日美间日元美元委员会”以及“广场协议”,贸易摩擦也升级为贸易战。
为应对上述问题，日本于1986年发布了《前川报告》，其一大重要目标就是要应对“日美贸易失衡”。也正是在这份报告中，“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作为顺差转移的一种方式正式被提及，一是通过直接到美国当地建厂投资，二则加大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投资和技术转移以振兴其出口产业。同年，日本还提出了“黑字环流”计划。计划核心是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日本不但可以确保贸易顺差资金（黑字）回流，还可以获得更高投资回报，扩大对外市场，获得更多资源和技术。而这一计划的实施，标志着日本企业开始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日本开始由“贸易立国”转向“对外投资立国”。
第四阶段（90年代至今）：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内需沉沦叠加劳动力成本高企是日本企业出海背后的重大推手。
90年代泡沫破灭后，日本经济则陷入停滞状态，进入“失去的三十年”，以投资和消费为代表的内需走向沉沦。这期间无论是居民部门还是企业部门，消费和投资增速均不断下滑，甚至持续地负增长。
从居民部门来看，资产缩水、就业环境恶化以及收入下降，共同导致消费支出的持续走弱。80年代日本雇员薪资增速有5.5%左右的增速中枢，泡沫破裂后的92-98年这一中枢迅速下探至1.8%左右，而1999-2012年期间，薪资增速的均值中枢更是仅为-0.5%。同时，自1998年开始日本经济陷入了长时间的通缩，进一步反映了国内消费需求的低迷。从企业部门来看，投资需求显著下降。资产负债表衰退和需求低迷之下，基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视角，其增速在“失去的三十年”间出现了多次持续负增长的区间。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从多方面拖累了日本国内消费增长的同时，也导致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劳动参与率自90年代后期的64%左右持续下行至2012年初的58.7%，推升了制造业企业的成本压力。内需长期疲弱之下，日本企业普遍将目光投向海外，而这种内外需走势的背离，进而体现为宏观层面 GNI和GDP之间缺口持续走阔，90年仅2.8万亿日元（占当年GDP的比重0.6%），2004年突破10万亿（1.6%），2022年已经达到35万亿（6.3%）。
梳理日本的全球化历史可以发现，日本企业在各个阶段的出海，开始对外投资，都是由于与其它国家的贸易摩擦，即使是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而导致的内需沉沦，也主要是因为日美贸易摩擦的产物——“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升值，价格效应下日本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下滑，出口金额大幅减少。为应对日元升值对经济的负面冲击，日本政府采取了低利率政策以刺激国内经济，这便导致过量的流动性开始流向土地、股票等资产，从而导致产生了资产泡沫。
因此，日本的全球化发展历史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日本企业应对贸易摩擦的发展史。而当下我国与美国同样处于贸易战中，不论是出海背景还是经济发展历史，我国与日本都存在一定同质性，所以日企的出海经验值得借鉴。日本企业有两条路径：一条是成本驱动型，即去往具有相对要素成本优势的地方；一条是市场驱动型，即去往有强大市场需求的地方。那么是否我国企业出海也可以效仿这两条路径呢？笔者认为部分日本企业选择成本驱动型的路径，主要是由于本土贫瘠的资源叠加老龄化问题引发的日本劳动力要素成本上升而带来的成本控制问题，为保证竞争力不得已选择的路径。但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我国生产要素成本本身已具备一定优势，因此关于我国企业的出海目的地选择，应该首先选择已经成熟且庞大的发达国家市场，以占取一定量的当地市场份额为目标，同时也能利用当地人力、资本、技术等各方面资源，进一步加强企业自身技术创新力。另一方面，也需要从新兴经济体中寻找发展迅速的“潜力市场”，以便在之后该新兴经济体飞速发展时能够分享其发展红利，享受其经济快速增长后的迅速扩容的内需市场，实现“成本与市场”相结合的双驱动。日本企业有一个特点是“抱团出海”：即日本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往往不是一个企业独自出海，而是工业企业、综合商社和金融企业等一起“抱团”，之间相互联合和协调，形成有较高结合程度的三位一体而自成系列的海外投资和经营活动主体。比如日本企业在东南亚竞标铁路项目时，便是由负责金融和协调的综合商社、拥有运行技术经验的铁路公司、制造车辆的川崎重工和日立制作所、在信号和通信设备领域具有优势的三菱重工、擅长运行系统的东芝，以及承接土木工程的大型承包商组成的“日本联盟”共同竞标。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也会指导和协助出海企业组成“工业会”、“工业联盟”、“海外事业协力集团”等协调组织，在企业产品进出口调查、海外投资调查、行业国际化总体战略等方面进行协助，成员企业甚至还能协调组织进口原材料和技术引进，协调企业之间的产品和技术输出，联合开发新技术，联合培养国际经营人才，联合在东道国招聘企业职工等。而目前我国企业的出海多为单个企业的单打独斗，在当下多变的环境中将会愈加难以适应。因此笔者认为日本企业的“抱团出海”战略很具有参考意义，我们可以让产业链龙头企业牵头产业链各环节企业组成“产业联盟”一起出海，由政府协调金融机构给予一定支持，将“企业出海”转变为“产业链出海”，依靠产业链中的协调作用降低企业的国际经营成本，提高企业国际经营效率，还能减少同行业之间过分竞争所致的经营成本，实现整条产业链的共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