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模式观察：振兴乡村经济的“三重楼”

【导读】新春伊始，农事当先。“乡村振兴”是历年“一号文”念念不忘的社稷大事。你的童年，你父母的童年，你祖辈的童年，也许在乡村度过，也许从乡村出发，挤进了喧嚣城市。在几代人不经意间，“乡村”已成为城市居民群体“回不去的故乡”。

“乡村振兴”的基础是“振兴乡村经济”，前者是国家战略，指重构农村社会系统。而后者指农村经济转型。2020年是全国贫困县摘帽之战的收官之年，“乡村振兴”发生了哪些变化？笔者通过对广东省贫困县和贫困村的观察，从商业模式角度与读者分享观察振兴乡村经济的“三重楼”。

NO.1

一重楼：县域经济靠产业

笔者访问的贫困县隶属汕尾市，因其经济数据敏感故隐其名。汕尾市得益于“深汕合作经济试验区”，帮助这个县建立起省级产业转移园区，承接了包括某迪公司的新能源客车，轨道交通钢结构件，动力电池等新技术制造业。这些新技术项目落地任何省份都是令人垂涎的“香饽饽”，却被一个贫困县承接，一时引来多少艳羡！时至2020年1月4日，在中国扶贫开发协会主办的第十四届全面小康论坛上，此县荣获“2019年度中国营商环境百佳示范县”称号。然而受到国际经济形势下行影响，某迪公司的轨道交通钢结构项目缓建，动力电池大幅减产。国际经济“蝴蝶”轻扇翅膀，立马给这个贫困县扇来压顶乌云。据该县统计局发布：2019年前三季度全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60.54亿元，同比增长1.8%。其中，第一产业增长4.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6.4%；第二产业下降11.7%,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34.9%；第三产业增长10.8%,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98.5%。前三季度，全县完成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12%，增幅比上年同期下降115个百分点，同比下降17.2%。全县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6.4%；其中工业用电量同比下降4%。

某迪公司减产给该县域经济带来断崖坠落式的重创。正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何故？答案很简单，新能源客车、轨道交通装备和动力电池都不是当地经济原生产业。某迪公司到此投资建厂，只图当地土地资源和低等级劳动力资源。这种“承接城市产业转移”的经济合作是最初级商业模式，合作双方并没有太多共同经济利益。

网络照片与文字没有对应关系

放眼全国，有更多县域经济奋力创建原生产业，例如辽宁永安机床，诸暨袜业，顺德家电，中山古镇灯具，柯桥布艺，阳朔旅游，横县花茶，广安柠檬，茅台酒业，桐庐制笔。这些县域原生产业引领全国特色行业发展，牢牢掌握行业话语权，撑起了我国民营经济大半边天。

数据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

“原生产业”才是振兴县域经济的主力队员，是“亲生的孩子”。而承接城市溢出产能，属于“客居企业”，毕竟是“抱养的孩子”。这是由产业资源和原创股份所决定的。观察启示：县域经济应着重培育和依靠“原生产业”体系。

NO.2

二重楼：镇域经济靠政策

还是这个县，其“产业转移园”失收使得县域经济受重创，但镇区经济却是“庆丰年”。 

与某镇委书记交谈，得知该县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策略是推动“四变”改革，即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产品变商品。政策措施是深化村级股份制改革，成立农村股份合作公司10多个、土地股份合作社20多个，积极发动村民以田地、山林等形式入股，并依托农业公司、专业合作社等企业共同参与开发决策，发展农村集体产业。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项目，推动一二三产业在农村融合发展，加快发展农业观光产业，积极打造青梅现代产业园。规划了文旅小镇、花海小镇、体育小镇、温泉小镇项目，积极培育特色乡村旅游产品。

“四变”改革指导思想在于培育农村农业发展新动能。在全面开展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基础上，激活农村沉睡资源，盘活集体存量资产，聚焦农村分散资金，探索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创新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机制，加快农民脱贫致富步伐，推动农村经济社会持续发展。

笔者查找“四变”改革的思想起源，看到《万方数据》何恩齐报道早在2014年由贵州省六盘水市创造性提出的“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金融服务改革思想。之后各地县政府把“三变改革”作为振兴乡村指导思想，以此制定农村经济发展政策。

汕尾市该贫困县政府在六盘水金融服务的“三变”思想基础上，创造性加上“产品变商品”，使之更符合市场逻辑。在“四变”思想指导下制定的县域经济政策，盘活资源，聚集资本，创新生产组织，对接市场，释放发展动力，最终振兴了乡村经济，是高明的宏观商业模式。

该县在20余万亩青梅产区整合多条自然村土地资源，建成两个青梅主题乡村旅游景区。深度开发青梅资源，引入社会资本，延长青梅特色产业链，建起果坯原料、果脯、果酒、化妆品原料制造业和全域旅游业。指导思想正确，商业模式健康，这个贫困县只要持之以恒，就足以脱贫，实现全面小康了。笔者为这个贫困县官员们的改革创新思维点赞！

上图是该县梅花季节农村景象

NO.3

三重楼：乡村经济靠大户

年轻读者可能不清楚，我国农村生产组织在解放后至改革开放前，共经历了互助组，土地股份合作社，人民公社三个阶段。人民公社存在时间从五十年代末到改革开放前的八十年代初。人民公社不单是农业生产组织，而且是农村社会组织。这种存在时间跨度近四十年的农村社会组织形态，在经济改革大门打开同时戛然停止，被“包产到户”的土地承包权形式取代。农村社会也恢复到传统的镇、村两级结构或镇、乡、村三级结构。个体农民在四十年后重获自主生产权，在最初狂喜过后突然陷入集体迷茫，不知道该如何发展生产，很多农二代干脆背井离乡，直奔城市永不回头。随着城市化进程，农村年轻劳动力大量流失后，农田弃耕，农村空置。农业如何持续发展？农村社会如何运行？这对古老农业大国提出了严峻的拷问。笔者估计这仍会是2020年“一号文”关注的重点问题。

笔者观察到“专业户”生产组织悄然出现在各地农村。比如吉林和黑龙江的北大荒集团，南方省份的温氏集团，云南滇红集团，隆平高科，这些是大型的农业集团。在农村更多接触到的是专项农产品的种植加工专业合作社及个体农户。时代背景下的农业生产组织以及生产要素是如何运行的呢？笔者的观察见下图：

当前阶段农业生产要素流动呈现出某些规律。比如珠三角地区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群打工，而广西，湖南的农民进入珠三角农村耕作。笔者在开平市遇到来自广西的蔬菜大户，以每亩250至400元年租金承租农田种蔬菜，供应江门佛山和广州。菜农宿舍和农资仓库向当地村民借用，完全免费，蔬菜大户向其员工支付2800元左右月薪。明显看到农业生产的资金，劳动力，技术都朝向大城市群周边聚集，生产地点由物流保鲜能力和运输成本决定。

早在2006年10月31日国家颁布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引导农民建立专业生产组织，这是市场经济环境下对农村经济发展新模式的积极探索。由专业大户组织农业生产，具有很高生产效率。通常养殖大户占地数十亩，蔬菜种植户耕作数百亩，粮食专业户耕作数千亩。这对于各类生产服务商、金融机构是大商机，很主动到田间地头提供农科技术、信息技术，物流与金融服务。农业政策也持续向专业户倾斜，在供电，水利设施，田间道路，大型农机具购置方面均享受政策性补贴和金融支持。开平市政府向农村投放多项资金，用于厕所革命，垃圾管理，路灯，动力电，灌溉设施，道路扩建，村容村貌整治，村委会办公室建设。政府对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制定惠农政策切实帮助了农业大户，帮助其开发地方特色农产品。例如开平市生产的优质稻米在京东自营店就是重要旺销商品。

NO.4

结语：振兴乡村经济的难点

笔者从商业模式角度观察到乡村经济发展存在两个基本难点：

第一难点是农村优质劳动力流失，尤其在北京、珠三角，长三角，长沙、武汉、郑州城市群，距离城市两百公里范围内的优质劳动力悉数流入城市谋生。城市近年来发动“抢人大战”更加强了农村人才外流动力。“城市化与乡村振兴”这是“鱼与熊掌”的取舍难题。暗喻了乡村经济发展只能依靠现代农业集团和专业大户，而不是个体农民。

第二难点是农村土地使用权高度分散，珠三角外围地区农地每亩年租价从数十元到数百元不等。即使撂荒农民也不觉得太心痛。外部资本想投资农业生产，首个难关就是土地极难整合，这已严重妨碍了我国农业向现代化经营转型。2014年中央“一号文”提出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就是积极探索解决办法，三权分置即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承包权归村民，经营权归投资人。

振兴乡村经济的诸多难题皆由上述两个难题衍生，是为振兴乡村经济的“牛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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