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从事的咨询工作一直都是在为企业和企业家服务，渐渐地我有一个感觉，那就是：企业家阶层的崛起和企业家精神的发达，是彻底变革中国社会的有生力量。大概因此，多年来我总是在追寻关于企业家问题的思想与智慧。近年来读经济史、经济学和管理学，有几个关于企业家的观点给我印象极深：

其一，西方经营大师艾柯卡说：只要有50个企业家，就可以从危难中拯救美国！

其二，东方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说：一个企业的兴衰，70%的责任由企业家负责！

其三，管理学宗师德鲁克说：一个企业只能在企业家的思维空间之内成长，一个企业的成长被其经营者所能达到的思维空间所限制！

其四，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马歇尔说：企业家是“产业这个车轮的轴心”，这个轴心承担着市场结构活动的全部负荷。

其五，《中国企业家》杂志以极简练的方式表达了企业家与国运民生的关系，它说：国力的较量在于企业，企业的较量在于企业家！

其六，经济学大师诺斯在其名著《西方世界的兴起——经济史新解》中揭示，长期以来，经济学对企业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在产业革命中的历史贡献的认识严重不足。后来，经济学研究的发展与突破，虽然加深了对产业革命的重新诠释，但也只是深化到了经济人的地步，也就是说，认识到了由于建立了现代产权制度，调动了经济人的积极性，从而促发了产业革命。但在这经济人的一般范畴中，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阶层充当了主体，主导了产业革命，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经济学研究长期以来都尚未得以突破。实际上，产业革命的主体，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人，而是作为生产力主体的企业家；产业革命的实质，是企业家凭借自己拥有的异质型人力资本不断发动的生产率革命。正是这种企业家阶层的崛起及其不断发动的生产率革命，引致了制度的结构性变迁，驱动着人类时代从古代农业社会演进到了产业社会，从产业社会的低级形态走向产业社会的高级形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诺斯说：“企业家是制度变迁的英雄。”

其七，制度经济学的开山鼻祖康芒斯认为，经济学家不应当去谋求所谓符合全社会利益的经济制度，而应该加入某个压力集团或社会阶层，提出符合该压力集团或社会阶层长远利益的主张和措施。他举例论证，从亚当•斯密开始的整整一代古典经济学家，就是通过对18-19世纪处于上升期的英格兰工商阶级的认同，才对当年的英国经济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其八，在经济史上，主导经济体的权力以前属于土地所有者，后来属于资本所有者即资本家，后来又属于经理或曰企业家。这种权力的转移，端视哪种生产要素的重要性和稀缺性而定。大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在其《经济学和公共目标》一书中就否认权力始终与生产资料所有制联系在一起，他把按“生产要素”获得相应的一份收入，改成按“生产要素”的重要性或稀缺性获得权力，断言权力必然归于最重要最稀缺的生产要素的占有者。在现代市场经济里，企业管理的专业知识和企业家能力已然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最重要最稀缺的生产要素，那么企业权力转移到企业家手中是必然的和合理的。由此，“企业家主权”时代应运而至。

其九，社会学家伯纳姆说：“受压迫的农民并不接替压迫性封建地主，他们双方都被一个完全不同的阶级——资产阶级所取代，资产阶级按照自身的形象重新塑造了社会。同样地，无产阶级也不接替资本家，他们二者都会被‘经理’所取代，经理们会变成一个新统治阶级，在他们的技术优越性的基础上建立权力！”

这些观点每每令我沉思，沉思得很多很多很远很远！

沉思一：企业家与产业文明和国运民生的关系究竟是什么？

关于企业家的作用，现实中，我们很容易观察到各式各样的个案现象。一方面，企业家俨然是发展经济造福人民的英雄。另一方面，企业家俨然是不择手段的奸商与恶魔。

我们如何拨开这些纷杂抵牾的现象迷雾，去真正看透企业家在现代产业文明和国运民生中的角色与地位？

沉思二：企业家的价值立场

长久以来，我们所秉持的基本价值立场是，经济学家应该代表社会良知和公共利益，高尚的人应该为全社会谋利益。然而实质上是一个不容推倒但又空洞无物的口号，它很容易装载进各种内容。在现实中就往往沦落为一个可以容纳下各种利益婊子的漂亮牌坊。

现实社会中，利益总是以利益集团或压力集团的形态存在着的。一个又一个的由头，形成为有着各种各样利益主张和价值要求的一个个压力集团。面对各种不同利益集团或压力集团的价值主张和利益要求，我们确实面临着艰难的价值选择。

说句实在话，其中有些压力集团的价值主张远比企业家阶层的价值主张更具有人心感染力和情感煽动性。任何一个利益集团都可能构成为一种强大的社会性势力，而为任何一个压力集团争取价值都可能要经历千难万险的斗争。当我们面对这些价值各异的压力集团的时候，我们是否还能站稳企业家阶层的价值立场？现实中，各个利益集团或压力集团都有它的斗士，谁是企业家阶层的斗士？这些斗士的勇气来自于哪里？这里不仅仅是在众多的价值中做出哪一种选择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对价值选择的逻辑和依据建立起系统认知和理性权威。

沉思三：企业家的文化精神和制度安排

首先，在文化精神层面上，中国何时能够建立起一整套关于企业家和产业文明的哲学与思想，能够象儒道思想那样，在国民人心和民族精神中始终屹立不倒！

某个具体的企业和企业家的命运兴衰是或可忽略的，但关于企业家的哲学与思想建设却不能懈怠！

运用学术的逻辑和理论的力量去进行关于企业家的哲学与文化精神建设。只有当一个深刻和系统的企业家理论得以建立并且广泛地深入人心的时候，企业家队伍及其发动的近现代产业精神才能在国民哲学和民族精神的水土中最终得以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其次，在制度安排层面上，需要在基本制度层面上建立起一个平等博弈的机制与规则。在此前提下，承认企业家人力资本的私人产权，并赋予其参与平等博弈的自由与机会。必须把承认企业家人力资本的私人产权作为一项基本制度确立起来。我总是有一种感觉，如果能够在法律上确立起企业家人力资本作价入股的制度，那么当前众多死气沉沉、前景暗淡的中国企业，将为之一夜之间焕发出勃勃生机。

打破一切人的身份束缚和经济资源的行政割据，让企业家的人力资本和各种经济资源都自由进出市场，依照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展开平等竞争，让经济资源能够靠拢优秀的企业家。

沉思四：梳理和检讨有关于企业家的许多主流理论和传统观念

关于企业家，有许多源远流长的理论和根深蒂固的观念需要重新究诘甚至于进行彻底的颠覆。这些理论和观念波及到了一系列元初性和基础性的经济学命题。

比如说，关于企业所有权，长期以来我们根深蒂固的观念是，企业的所有权归属于股东，企业是股东的企业，股东是企业的所有者，并没有任何站得住脚的终极依据，也每每与现实企业社会的实际情况相抵牾。

通观整个企业契约理论关于企业所有权内容的深刻透视，传统的那个所谓“企业是股东的企业”的企业所有权概念，实质上是大众心理上的一个虚妄。因此，“股东是老板、经营者是打工的”已经成为了人们的思维定势和心理习惯。在这个虚妄的企业所有权概念主导下，我们不能指望企业家在企业中的地位能够得到正确的理解和对待。

又比如说企业家与资本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元初性和基础性的经济学命题。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都是在“资本雇佣劳动”的逻辑里定位企业家与资本的关系。关于企业家与资本之间的这种关系定位，很象是前哥白尼时代“太阳围绕地球转”的观念一样，源远流长、蔚为主流。

我们在深度究诘这个问题的时候，却发现了企业家与资本之间的一系列全新关系。首先，在历史和逻辑的起源上，企业家是原生的，资本家是派生的。其次，在现代市场经济里，资本与企业家的关系，是一种彼此依赖、平等博奕的契约关系。再次，在企业所有权和公司治理的现实生态中，既有“资本雇佣劳动”的传统格局，也不断地涌现出“企业家雇佣资本”的新现象新局面。我们的考察表明，经济金融化的持续深化和现代资本市场的高度发展，为“企业家雇佣资本”的新格局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

我们的结论是：（1）有必要围绕企业家主权和企业家雇佣资本来进行系统的观念变革和制度创新。（2）企业家应该成为资源配置的轴心，资本需要围绕企业家来进行分配和重组。（3）现实中有利于企业家拥有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一些制度，应该尽快推行。比如，企业家人力资本折股、经理股票期权和利润分享制等。

通过这番理论求索，我坚定了一个信念，即：在现实的商业社会中一个具体的企业或企业家的成败是无关紧要的；但对国家和民生的命运来说，能否建立起一套正确的企业家哲学和企业家思想，却乃至关重要。而企业家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其整体的历史命运也就悬系于此。

近现代产业文明的兴隆，得益于也依赖于企业家阶层的崛起和企业家精神的发扬光大。对今日中国的经济复兴而言，没有什么比企业家阶层的崛起和企业家精神的张扬更为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建立起一套真正有益于企业家成长的文化精神和社会制度，是时代的主题。在此过程中，我们需要热情和激情，但我们更需要对许多传统的理论和观念进行哥白尼式的颠覆。

跳跃着，一味地摇旗呐喊，兴许只是表明了我们的肤浅和轻佻。冷静下来，深思冥想，用肃穆的学术逻辑方能为新时代的到来